昨夜工作到八点才下班，很是稀罕之举。回家吃完晚餐，就往岳父母公寓送东西。大约九点钟，我驾车四平八稳地行驶在平田路上。前方有与公园路的末端相接的丁字路口。但见对面一辆车抢道左转上公园路。紧跟其后的一辆箱形车，竟然不顾迎头相撞的极大危险，也试图左转。但转了一半，就突然停在丁字路口，完全堵住了我的直行路线。估计是那司机吓破了胆，瞬间不知所措。眼见就要撞上停在路口的车，我急忙边煞车，边打方向盘往左靠。但正前方又有三部车向我迎面驶来。我不得不又向右回打方向盘。终于在两边车子的夹缝里逃过一劫。
这是两年来第二次行车遭遇夺命险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走着瞧。
真理报主编老杨本周在新州的国际迦南圣经学院教授中国教会史，通过电邮与网上喊话，希望与我见面。八年前我在温哥华布道时与他初次见面，他特意请我吃过兰州拉面。如今有机会再次相见，自然轮到我作东宴客才是。他说不用大费周章，邀请我去学校与他和执行董事主席陈牧师在学校共进晚餐面叙即可。恭敬不如从命，我一口答应了。
昨日适逢爱尔兰圣帕翠克节日，我忙完公司的活计，决定请假半天。下午两点多钟，接送早上回家稍事休息的岳母，去医院看望日前动完摄护腺显微摘除手术的岳父。岳父面色红润，满脸笑容，乐呵呵地接待一批又一批前来热情探视他的教会牧者与弟兄姐妹。当时有龚老师与方老师夫妇探望他。我逗留几分钟，就从医院接走回家过春假、早上到医院帮助照顾外公的大女儿。我们一起去初中接到刚刚放学的小女儿。我又带小女儿匆匆赶往她的牙医那里。回到家，我查了查圣经学院的地址，就上路了。
287号高速公路下班时间照常堵车，我不得不通知老杨，我会迟到，吃饭不必等我了。转上78号路，从33号出口下来，右转走错方向后掉头，终于进入位于十字路口边上自由角的圣经学院地盘。住新泽西快二十年，竟然不知道圣经学院的存在，算我孤陋寡闻。
老杨还是老样，八年没有变样。热情地握完手，他引我到餐厅。餐桌上摆好两份晚餐给我。我既不客气，也不浪费，谢过饭，就以正常高速，吃完两份圣帕翠克节日里必备的传统爱尔兰餐(白菜土豆加腌牛肉) 。想来这与公司食堂的午餐如出一辙。一天两餐吃三份同样的食物，实不多见。
席间，老杨给我介绍陈牧师和师母，一对看似普通实则不平凡的传道人夫妇。陈牧师一听我岳父动了手术，就告诉我，他在去年七月28日也做了同样的手术，三周复原期间仅用了三块尿布，就好了。活检发现他的癌细胞被包得严严实实，没有转移。按他的说法，这部分归功于他手术前吃了快两年的巴西特产“绿蜂胶” 。我没听明白这新鲜词，陈牧师特意去房间拿了一个空盒子给我看。他说这边商店有卖，不过比加拿大稍贵些。
陈牧师向我介绍这个机构。原来在一个世纪之前(早在1899年)，这一德国差会的宣教士，就去了云南昆明及中国的西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外国宣教士被逐出国门。这些宣教士只好另择宣教工场。上世纪二十年代，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许多德国移民来到北美，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定居。部分德国宣教士也来到北美，服务同胞，并以德国和北美为大本营和训练基地，继续向日本与台湾以及其他地区宣教。成立于1933年、位于新泽西州自由角的占地百余亩的营地是北美“信道会” (Fellowship Deaconry Inc) 的总部。
吃完晚餐，机构的一位负责姐妹过来打招呼。她六十多岁了，传统的宣教士兰襟打扮，曾在日本宣教三十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日文。在厨房洗碗的一位华人姊妹学员，说她八年前在温哥华听过我布道。陈牧师和老杨弟兄陪我在营地一边散步，一边继续讲解圣经学院的历史沿革和上帝的作为。上世纪中开始的圣经学院在二十多年前因为没有中国同工承担训练工作而停办了。陈牧师出生在马来西亚，成长在新加坡，在文莱作宣教士十七年，军政府统治前夕离开，来到加拿大温哥华。不久就结识德国宣教士和加拿大所属机构Fellowship Deaconry Association (FDA)。八十年代中期，他们免费转让价值三十六万加元的教堂建筑，给陈牧师牧养的FDA迦南堂。2006年，该机构在德国的总干事来访，又把纽约市价值四百多万美元的一座教堂捐出来，给陈牧师带领的教会作华侨难民福音事工之用。在陈牧师和世界华福三位元老总干事(王永信牧师，麦希真牧师，高云汉牧师)的积极支持下，新泽西的自由角信道会恢复圣经学院，并更名为“国际迦南圣经学院” 。2007年秋，招收三年制头期学员四位，以后两年分别招收五、六位，加上修读生一位，共16名学员(其中弟兄十名)。其中唯一一对夫妇(魏弟兄与朱姊妹)，来自弗及尼亚州的海滩市，提醒我曾在他们教堂的2006年中秋节布道过。两年前他们从杨弟兄主编的美东版真理报上读到迦南圣经学院的招生消息，就鼓动教会的一位弟兄先来学习，一年后他们双双也来入住，就读迦南圣经学院的教牧证书。
陈牧师和师母告诉我，信道会有两栋教堂需要转让，分别位于新泽西克林顿市与帕西潘尼市。估计又是免费，难免不让人心里痒痒的。陈牧师和杨弟兄还带我参观了营地的大教堂(可容纳四五百人)与小教堂(一两百人)，和学院的课堂与宿舍。他们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去那里主日讲道，我一口答应下来。据悉，月底(三月27-28日)远志明弟兄将前来这个营地主领三堂福音布道，以期带来周围的华人同胞归主。陈牧师指着两边的山地，说共有两百多户华人在九一一后搬来附近居住。十多年前，有美国基督徒租借该机构的二十多亩地，盖了五百个单元的高级老人公寓。据说入住费昂贵(从二十万到四十万)，月费每人另收三千五百元。入住者自然是攒够钱的富人。因为设施齐备且一流，服务高端而周详，申请者趋之若鹜，现时等候期长达三年。
陈牧师非常健谈，一口流利的国语，还会客家话、英文。他曾是文莱足球队的国脚。难怪他虽近古稀的年纪，仍然耳聪目明，精神抖擞，大有为主作工，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诗韵。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过去了，轮到学员们晚祷时间。我于是起身告辞，驱车前往自己教会参加周间晚祷会。
此次与其说是见老杨，不如说在那里巧遇新州的世外桃源。是啊，那是一个引领人回归天上世外桃源的地上中转站。而一群有心人，当了中转站里灵魂的接生者。
后记：晚祷回家，离家不到一英里时，汽油用尽，汽车抛锚在路上。二十多年行车累计车程，已经超过月地往返距离(约五十万英里) ，这种路上断油的事，算是头一遭。无可奈何，我只好打电话求助。邻居老王弟兄和他姊妹晚上去看望我岳父并顺路接送岳母回老人公寓后，就到加油站买了一桶两加仑的汽油，解我燃眉之急(实乃无法燃车之急)。等帮助的时候，在医院准备彻夜陪岳父的妻子打电话告诉我，小女儿今晚篮球单循环淘汰赛第一场打得出色，抢栏板球积极，接球运球投球自如，一个人独进六球(其中两球近乎三分球)，贡献十二分。她的队以22比17击败对手，进入下一轮的比赛。
两百年前，查尔斯•达尔文诞生了。二十二岁的达尔文，作为信奉创造论的自然主义者，乘坐猎犬号航船，开始为期五年的环球科学考察之旅。在太平洋近赤道的加拉巴哥群岛的短短五周时间，成为他后来改变生命起源观念的最关键。一百五十年前，他的划时代名著《物种起源》出版。从此，进化论逐步取代创造论，成为广为接受的理论。近年，智慧设计理论 (Intelligent Design Theory，简称ID论或智设论) 接续两个多世纪前威廉•佩利的自然神学，起死回生，冲击学术界，挑战进化论。
鸟、眼、花，曾经让达尔文困惑而著迷，可谓眼花“鸟” (撩)乱。如今的科学是否真能帮助我们拨云见日，一目了然？进化与创造，是本文要比照的两种观念。
(一)地雀
环球旅行之后，达尔文在鸟类专家古德的帮助下，认识到岛屿之间同属不同种的鸟因为适应各自环境而有的精细差别，而这种岛间鸟类差别甚至大于岛与近陆之别。达尔文开始放弃上帝在不同地区单独创造生物物种的创造论，提倡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认为来自近陆的鸟，因为适应各自的岛屿环境，而慢慢进化成不同的种。比如各种地雀的喙，长短粗细不一，适合摄取不同类别的食物。进化学者格兰特夫妇在上世纪后期，曾花费近三十载，详细考察在洪水与旱灾的交替影响下，不同结构的鸟喙是如何交替消长的现象。近年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开始从基因水平上解释长短粗细有别的鸟喙是如何发育而成的。
我们要问的问题有二。如果创造论属真，生物的可变可塑范围究竟有多大？如果进化论属真，真正证明进化关系的关键实验何在？
圣经宣称上帝“各从其类” 地创造了生物界。大的类别如水生、气生、陆生。小的类别可以小到生物学上的种或者属。生命科学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各类生物因为基因变异，有某种程度的可塑可变性，如此既展现个体多样化，又适应某些新环境。这种所谓种内甚至属内的微观进化(microevolution) 现象，与相信上帝创造生命并无根本冲突，广为基督徒科学家所接受。毕竟，基因的变异与重组，导致同种生物个体的多样化与对新环境的种群适应力，完全可以在造物主智慧设计的考量之内。地质年代里的大量业已灭绝的化石生物，则无声地告示我们，生命对大规模的突发性灾变并无无限的种群适应力。那么，我们要追问，生物变异加上物竞天择导致自然选择的进化机制，是否可以完全彻底地解释整个生物圈内的所有生物种类间的彼此历史渊源？
进化论者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类似的生物种按某种结构(比如鸟喙，眼睛，马蹄)的简繁来排序，然后提醒你，从简到繁的进化岂非不证自明的吗？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则提供生物种间同功基因的蓝图序列差异。进化论者据此邀请你发挥想象力，在头脑中完成进化的跳跃。是否发现不同形状鸟喙的同属不同种的地雀，甚至发现基因水平上的原因，就解释了地雀的起源呢？就如发现了相似而有别的建筑结构或交通工具，甚至破译了它们的设计蓝图之异同，是否就可以严格证明建筑物或交通工具的进步序列，而完全不顾智慧设计的功劳？证明进化关系的关键实验到底是什么？
笔者认为，进化论现时最大的困境，正是在于它无法提供一系列严密的实验，来令人信服的演示从某种进化到新种的可行途径。进化论者通常会推脱，跨种的宏观进化(macroevolution)需要漫长的时间，无法在实验室短期内重复。这种托辞，在人类借助基因工程改造生物物种的时代，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也许有一天，勇敢的进化论者开始尝试改变猩猩的基因蓝图，复原成人类与猩猩的假想共同祖先，然后参照双方的基因蓝图之差异，按步就班地在实验室演化出活脱脱的一对有生育能力的男女！到头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理性还会质疑，何以确知实验室一群有头脑有智慧的科学家精心设计而演示的进化是否就是自然界原初的历史？或者智慧设计原本就是有限进化潜能的始作俑者？
(二)美目
眼睛的起源是另一个引起广泛兴趣的著名例子。达尔文虽然承认复杂精细如眼睛的进化是个大难题，但他睁开信心的眼睛，看到了眼睛进化的可行。基于近代对眼点、单眼、复眼的结构及其所共有的感光蛋白受体和色素的比较研究，进化论者宣称找到了至少两大眼睛进化链，而高达数十次的视觉进化形成了动物界越来越复杂精细的眼睛结构。进化论者煞有介事并绘声绘色地讲述，原始平坦的眼点可感光，但不辨方向。接著是弯曲如杯的眼点，开始初步辨识方向。而针孔照相机式的眼睛，则进一步帮助缸鱼稍微识别形状了。高精度的成像与色彩识别，需要等到晶液、晶状体、角膜、虹膜的相继出现与色素多样化。而杆状与锥形细胞的出现，使得夜视与日视有别。
上述近乎传奇而完美的眼睛进化假想阶段，并非没有遗憾之处。脊椎动物的眼睛因为神经纤维置于视网膜前，不如章鱼的眼睛多些清晰而没有盲点。进化论者常常借眼睛的盲点来说事，奚落创造论者的上帝把人的眼睛设计得不够尽善尽美，虽然他们知道这种区别有发育生物学的深层原因。
是否动物大千世界因为眼睛的多姿多彩，就可以容让进化论者按照某种臆测的进化程序来分类排队呢？丰富多样的结构不也可以体现造物主的设计智慧与创造风格吗？盲点的事实不正好提醒我们需要摆脱无神的误区与进化的盲点吗？眼睛作为我们灵魂的窗口，难道不应当让我们在理性的窥视与信心的凝视中看见那位造眼睛的上帝吗？
(三) 鲜花
一百三十年前，达尔文写信给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虎克，感叹一件让他的进化论为难的讨厌秘密(abominable mystery) ：开花植物如何迅速地分化并蔓延全球？达尔文至死也没有得到满意解答。2009年四月初的美国科学周刊采访了当代数位植物进化专家，发现开花植物的起源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从裸子植物到被子植物，至今仍未找到过渡性的化石。康奈尔大学古植物学家威廉•克勒帕特担心，过渡祖先植物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而开花植物异乎寻常的快捷进化，按照芝加哥大学的彼得•克瑞安教授的推测，则可能归因于一件又一件的创新。可惜，他所说的创新并非出自造物主的艺术创意，乃是纯自然的进化使然，包括基因组多倍化之后的变异。
多达三十万种被子植物，把地球打扮成上帝的花园，供给人类与动物丰富多彩的香料、食物、衣服、建材、燃料。许多人徜徉在这个繁花似锦的博物馆，经年累月地观赏不知名艺术大师的画作，浑然解不透鲜花的起源。
我常常肃立在五彩缤纷的鲜花前发呆，惊叹造化之作。上帝的花园，以星光灿烂的穹苍为背景，以山水交融的大地为画板，以春华秋实的更替为内容，以有血有肉的生灵为观众。自行合成各色颜料，自动编制纤维纸张，按照自在的基因程序，感受季节的温馨提示，用那看不见的手笔，泼写一幅又一幅流行色调。
否认上帝创造的人，梦游在进化的虚幻里，盲目地寻找进化的证据。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的鲜花，期待眼睛看透，那位养活飞鸟和人类的造物之主。
(发表在2010年3月号“宇宙光” 杂志)
